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2页/共32页]

钱穆在讲堂上举例，并无讽刺钱玄同的意义，但还是有人说：“你的胆量太大了！”并奉告他，“你晓得吗？班上听你课的内里，就有钱玄同的儿子，你可别惹是生非。”

宾师是恂恂儒者，行动宁静，四平八稳，安闲安闲，跟他长年穿戴的宽袍博袖出奇地相称。他神采红润，精力奕奕，在讲堂里讲起书来，老是兴趣勃勃的，调子温和，态度闲适，左手执书籍，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

1927年9月，徐志摩出版新诗《翡冷翠的一夜》，朱湘便颁发说话锋利的攻讦文章。这是继1926年上半年始，朱湘与闻一多、徐志摩等反目后写的诗评。不独攻讦这两位朋友，朱湘对胡适的《尝试集》也以“内容粗浅、艺术老练”攻讦之。

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惟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计重温旧书，乃不为期间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荣幸也。

但是，也有人大不觉得然，刘叔雅等群起攻之，以为此等测验是开汗青倒车。陈寅恪不得不在《学衡》杂志颁发《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指出这么考，乃考招考者可否知别离真假及其利用；可否别离平仄声；知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知思惟层次如何。这是以最简朴的体例测验招考者的根基功。言之有理，质疑之声渐息。

钱穆与胡适因都做学问，而相互看重，但因对新文明活动有分歧，而相互有芥蒂。

钱穆是在“彻悟”儒家“天人合一”的愉悦中，含笑而逝的。

厥后，傅斯年与顾颉刚也反目，那是因为顾喜独立研讨，不肯在中山大学担负行政职务，未经与傅斯年相同即分开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傅对此忘恩负义之举，大为火光，二人大吵一场。

谎言止于智者，仗义执言的胡适，为弟子洗冤之举，令傅、罗打动。

正因如此，慕其大名，北平城内的各大黉舍的师生，成群结队，出西直门，过海淀镇，或骑车，或雇驴脚，或步行，到三十里外的水木清华去偷听陈寅恪的课，成为当时北平的别样风景。见穿着讲究的路人，络绎不断地在古驿道上呈现，强盗闻风而劝，诡计拦路掳掠。但师生结伴而行，前去“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过来的梵音绝唱”，贼人也不忍动手。

朱自清或为郭沫若的才调所吸引，为他的文史成绩所佩服，此乃知识分子间惺惺相惜的表示。一个朴重的文明人，是会公道地评价同类的。朱自清客观地推许郭沫若，这很普通。但在豪情、友情的归属上，他的心与叶绍钧等老友是相通的。文明人不能离开他的期间，只能以本身的体例、态度投入期间。朱自清寄怀于“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给汗青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足迹。他怎会与反动飞腾来时从政、反动低潮来时退到书斋著作的郭沫若成为莫逆呢？

胡适的另一弟子罗尔纲曾说：“有朋友问过我：‘胡适最尊敬的朋友是谁？’我不能切当地答复……但是，当朋友问到我：‘胡适最看重的门生是谁？’我立即答复说：‘傅斯年。’”

钱穆在北大申明鹊起，为北大闻名“岁寒三友”之一。“三友”者，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之谓也，“钱先生的高超，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李埏《昔年从游乐，本日终天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