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期间，皇权获得加强，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合全数的国力处置北伐，但此时“南北（华夷）看法”已呈现一种奥妙的窜改。自刘裕代晋，这类看法上的奥妙窜改便已初显端倪。刘裕在刘穆之身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减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古境，不关河北。”[注：《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元嘉七年]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光复北方旧疆的意义，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期间“不与刘、石通使”的态度[注：《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穆帝永和七年]。各种迹象表白，晋宋之际，“南北（华夷）看法”已呈现一种奥妙的窜改。对于“华夷”南北对峙的政治近况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管，其北伐已经底子没有光复古疆、同一天下的意义。
但在汗青上，南北对峙情势下的东南政权建议的北伐虽多，真正完整、真正胜利的北伐却很少。如果北伐仅仅只是作为清算民气、整合社会的一面旗号的话，那么，社会整合的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北伐本身成绩的获得。只要一个整合得比较胜利的社会中才气凝集出比较强大的力量；相反，社会整合不敷的话，就凝集不出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就没法有胜利的和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北伐。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阐扬着两重的樊篱感化。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常常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成复保矣。”[注：《读史方舆记要》卷十九江南一]如果说长江的防备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戍守和主动打击两层意义。南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泛博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能够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道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冲破，便已入其亲信。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类唇齿干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群情亦到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六合以是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觉得家户，备淮觉得藩篱。”[注：吕祉《东南戍守方便》之江淮表里论]
淮河下流重镇首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东晋南朝时为山阳郡，隋唐及宋朝时为楚州，元明清时称淮安。曹魏黄初年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循蔡、颖、涡等水入淮而至广陵，舟师即由淮安而南。东晋南朝均以淮安为重镇，祖约、刘隗、荀羡等将前后镇守其地。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将彭超建议苻坚说：“愿更遣重将攻淮南诸城，为棋劫之势，东西并运，丹阳不敷平也。”[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晋纪一十六]苻坚从之，遂出兵攻淮阳、盱眙。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利后，山阳太守萧僧珍悉敛百姓入城，筑堤蓄陂水，yù待魏兵至时，决堤灌之。魏军颠末山阳，未敢攻城。刘宋泰始年间失淮北诸州，北魏将山阳、彭城一带运营成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南朝再谋北进，情势已很倒霉。陈代吴明彻北伐围攻彭城时，周将王轨轻兵南进，袭据清口，堵截了陈军归路，明彻遂败。宋室南迁，倚江淮以樊篱东南，山阳的职位再次首要起来。吴表臣曰：“山阳控扼之地，失之则无以樊篱淮东。”[注：《读史方舆记要》卷二十二江南四]徐宗偃亦曰：“山阳南北必争之地也，我得之，能够进取山东；敌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注：《读史方舆记要》卷二十二江南四]大运河道经淮安，故元、明两代均设重臣、置屯军以经略之。元末农夫叛逆时，元将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议元廷增戍淮安：“淮安为南北噤喉，江淮冲要之地，其地一失，两淮皆未易复也。则救济淮安，诚为急务。”[注：《元史》卷一百八十八董博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