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说过，东南立国，主如果依托长江和淮河，其攻守、进退都是以它们为根本。这是江淮防备体系的正面。但不管以进以退，还须运营好东南的两翼。山东和荆襄是为东南之两翼，运营好此二地，进能够经略中原，退能够保障江淮防备体系的安定。山东能够屏护淮泗上游，荆襄地区能够屏护长江上游。北伐作为一种进取的态势，尤须运营好两翼。其首要启事是，出淮河正面太远，其攻守常常落空依托，而山东、荆襄二地的江山情势足以作为樊篱，也足以作为进取的依托。
南宋端平北伐光复三京之战几近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光复河南之战。蒙古为灭金，遣使联宋攻金。宋、蒙联军于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灭掉金国。按照和谈，河南陈、蔡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开端南来对于此次联蒙攻金还比较慎重，灭金以后，宋军即顿时撤还，增戍江汉地区，以防蒙古南侵。但而后情势的窜改窜改了南宋君臣的初志。蒙古灭金以后，置一汉报酬河南道总管，统领河南，蒙古雄师则于当年隆冬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广宽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幸运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光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复 ] 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在战役筹办并不充分的环境下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据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即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蒙古铁骑南下，宋军一触即溃，底子没法恪守河南，敏捷败退而归。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激发了蒙古军的大范围南侵。次年六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大肆南进。南宋两川、江淮及荆襄均被残破。幸赖孟珙、余玠等名将苦心运营，南宋才得以在东南持续偏安。
宋文帝刘义隆为光复河南，前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两度大肆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敏捷打到黄河一线，然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占据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碻磝，意在凭河而守。但是，比及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刘家在河南的戍守便很快崩溃，以是两次北伐都以失利告终。北伐失利的首要启事是刘义隆战役指导有误。这里，值得阐发的是刘义隆北伐目标的挑选题目。（见图2－3－2）
自东南建议的北伐，在布势上能表现出对东南地理情势作团体运营的最典范的战例是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刘裕在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东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淮泗水道的安然；又在义熙八年（412年）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安定焦纵，使四川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荆襄上游的安然，并将荆襄运营为今后北伐的一个进步基地。在海内，他弹压了卢循叛逆，消火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权势。东晋政局稳定，事权归一。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为根本，西平陈友谅，节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稳固三吴底子。节制荆襄，保障了对长江情势的节制；稳固三吴，保障了大火线的安定。元朝在经历了刘福通叛逆的打击后武备不振，它所倚重的统兵将领如豆剖山西的扩廓帖木尔、拥兵关中的李思济、张良弼等却争权夺利，各谋保境盘据，相互攻伐，不不异一。这恰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直捣多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