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和本钱（国有本钱）的干系。和国有本钱之间的干系实际上就是钱和钱打交道，到底国有本钱占多少好呢？我以为，让它做第二大股东最好，做第一大股东你会很费事。有一次我们开董事会，请了一个商务部的人来给我们培训。我们每次开董事会都会请人来培训，培训甚么？培训所谓的“走出去”，也就是外洋投资。给我们培训的人说了一段话，他说，我来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你们当时“走出去”，去纽约做中国中间是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做的。我吓了一跳，厥后想起来，我们当年报批的时候，人家说非得国企才行，以是我就把我们的第二大股东泰达临时变成了第一大股东，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成果，我们没有及时把这个记录改返来。以是，此人一说，我们从速把它改了返来，不改返来，今后拿我们当国企羁系，那就费事了。开个打趣，那就相称于“天上人间”的“蜜斯”去妇联上班，如何都不是人了。以是，普通来讲，让国有本钱做第二大股东比较好，如果你让它做第一大股东，那你最后不但赚不到钱，还能够会被它折腾死。并且，它折腾你这事是没有人卖力的。比如你跟一小我打斗，他把你打伤了，你的家眷能够找他要医药费，这事有人卖力。但国企把你折腾死是没人卖力的，医药费是没人出的。以是，让国企做二股东、三股东是能够的，但绝对不要让它做最大的股东。
马英九的体例是毫不坐在怀里，不给乱的机遇，不是说身材不好，而是不去伤害的处所。我们的“精力爱情”也是如许，制止你坐到那儿，坐到那儿就乱了，即便你稳定，他也会乱，总会出状况。
管理和好处的均衡
在本钱社会化时，你能够碰到三个方面的题目。
第二个故事是荣毅仁的故事。荣家在1949年之前和当局的干系很远，根基上是纯民营企业，靠市场在内里折腾。抗战的时候，很多企业都内迁，荣家的一部分企业迁到了重庆。他家的企业也做得很大，进入了银行等金融范畴。抗战以后，百姓当局培植荣家，当时候金融业是国进民退，他家在银行的股分都被国有本钱挤出去了，江湖上的人乃至绑票荣家的人。以是，荣家对这个旧政权很仇恨，很不对劲。1949年今后，作为荣家的第二代，荣毅仁决然从外洋返来，和新政权建立了干系。1956年，他带头把本身的资产捐出去，做了上海市副市长。毛泽东让他做典范，他就做了。“文革”之前，他是原纺织产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他被整得很惨，但他没有牢骚。厥后，中信银行开端创办的时候，当局没甚么钱，荣毅仁就把当局发还给他的“文革”前的那些财产又捐了出来，拿去办了中信，也没算股分。成心机的是，在他归天的那一年，《福布斯》表露他的儿子荣智健荣登中国富豪榜榜首。他和当局结了两代人的缘，荣智健在亚洲金融风暴时碰到困难，当局给了他很大的支撑。
一是和政策环境、法律的干系。国有本钱有轨制支撑，有超经济特权。他跟你吵架，轨制老是方向他的；他占你便宜叫爱你，你占他便宜叫调戏，再狠一点儿叫耍地痞。以是，你和他产生干系，起首就是你不好。举个例子，我们和一家国企合作一个项目，80%的活儿是我们干的。分红的时候，他们提出能不能不按股分分，因为他们要事迹，说将来再想体例找补给我们。当时，我们的老总说问问他们想如何分。最后他们说了个数，总之比本来的二八分要多拿走很多。当时没有法律文件，他们直接就把钱拿走了。厥后，等我们要用钱的时候，他们又换人了。大师晓得，国企一换人，新来的人就不认之前的账了。厥后他们搞审计，一审计，占便宜的事他们就更不提了。归正我们是亏损了，这钱就算白给他们了。这就是轨制的不公允，国企有超经济特权。在股改之前，中国证监会另有一个潜法则：你买国企的股分，如果是亏损企业，要按净资产上浮15%，他才敢批准，因为他怕犯弊端；如果是赢利企业，大抵要上浮30%，他才气批。我们买了一家国企的股分，为了获批，在那儿放了四年多，也不敢把它做大，因为做大今后，还没等批又涨价了。以是，目前在中国，民企和当局、公家做买卖的轨制性安排必定是不公允的。在这类环境下，你不要以为你能够和他打官司，永久不成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