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下》篇又说：“知，知之否之是同也，悖。说在无以也。”就是说，说知之与不知之是不异的，此说悖，来由在于“无以”，即没有仰仗。《经说下》解释说：“知，论之，非知无以也。”就是说，只要有知识，就有关于知识的会商。除非没有知识，才没有仰仗来会商。
奚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世相与共是之。如果，则虽盗，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无难矣。
这类态度，使我们想起杰里米・边沁的“功利哲学”。他在《品德立法道理导言》中说：“‘天然’令人类为二种最上威权所统治，此二威权，便是欢愉与苦痛。只此二威权能指出人应做甚么，决定人将做甚么。”“功利哲学即承认儿类从命此二威权之究竟，而以之为哲学的根本。此哲学之目标，在以理性、法律保持幸运。”如许，边沁把善恶归结为欢愉、苦痛的题目。照他的说法，品德的目标就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运”。
前期墨家用他们的“辩”，不但辩驳其他各家反对墨家的定见，并且攻讦其他各家。比方，《墨经》中有很多反对名家辩论的定见。我们会记得，惠施有“条约异”之辩。在他的“十事”中他由“万物毕同”的前提，得出“汜爱万物，六合一体也”的结论。在前期墨家看来，这是一个谬论，它是由“同”字的歧义引发的。他们指出“同”有四种。《经上》篇说：“同：重、体、合、类。”《经说上》解释说：“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过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条约也；有以同，类同也。”《经上》和《经说上》还会商了“异”，异与同恰好相反。
前期墨家在攻讦道家的时候，揭暴露了一些也在西方哲学中呈现过的逻辑悖论，只要在当代建立了新的逻辑学，这些悖论才获得处理。是以在当代逻辑学中，前期墨家所做的攻讦不再有效了。但是，我们看到前期墨家如此富于逻辑脑筋，实在令人赞叹。他们试图缔造一个熟谙论和逻辑学的纯体系，这是中国当代其他各家所不及的。
这都是对于庄子的攻讦。庄子觉得，在辩论中，甚么也不能够决定。他说，即便有人得胜，胜者一定精确，败者一定弊端。但是在前期墨家看来，庄子说这番话，恰是表白他分歧意于别人，他恰是在和别人辩论。他若辩赢了，这个究竟不就恰好证明他错了？庄子又说：“大辩不言。”还说：“言辩而不及。”（《庄子・齐物论》）以是“言尽悖”。庄子还进一步以为，万物各从本身的道、本身的定见来看，都是精确的，这个不该当攻讦阿谁。但是在前期墨家看来，庄子所说的就是“言”，其本身就是攻讦别人。如果“言尽悖”，庄子的这个“言”莫非就不悖吗？如果统统攻讦都该当遭到怒斥，那么庄子的攻讦就该当第一个遭到怒斥。庄子还侈谈不要有知识的首要性。但是他如许侈谈和会商，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若真的没有知识了，那就连他的会商也没有了。
获之亲，人也。获事其亲，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爱弟，非爱美人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乘木也。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