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和仿照
这个观点在向郭注中是如许申明的：“故知之为名，生于恰当，而灭于冥极。冥极者，任其至分而无毫铢之加。是故虽负万钧，苟当其所能，则俄然不知重之在身。”（《摄生主》“而知也无涯”注）如果按这个意义来了解知识，那么，非论是柏拉图还是庄子，都不能以为是有任何知识。
但是它们的幸运，只是相对的幸运。如果某物只在其有限的范围内得意其乐，则其乐也必然是有限的。以是庄子在这些故过前面又讲了一个关于真正独立的人的故事，他超出有限，而与无穷合一，从而享用无穷而绝对的幸运。因为他超出有限而与无穷同一，以是他“无已”。因为他顺物之性，让万物得意其乐，以是他“无功”。因为他与道合一，而道不成名，以是他“知名”。
《庄子·清闲游》中说，真正独立的人“乘六合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向郭注：“六合者，万物之总名也。六合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天然为正，天然者，不为而天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鹦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天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觉得正也。故乘六合之正者，便是顺万性之性也；御六气之变者，便是游窜改之涂也。如此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清闲也。……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清闲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单独通罢了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通”就是“自在”。
一小我若能超出事物的不同，他就能享用绝对的自在和绝对的幸运，如《庄子·清闲游》中所描述的。这一篇提到大鹏、小鸟、蝉；“小知”的朝生暮死的朝菌，“大知”的万古千秋的大椿；小官的有限才气，列子的乘风而行。向郭注：“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不足矣。故小大虽殊，清闲一也。”（《清闲游》“蜩与学鸠笑之曰……”注）
第三，仿照是有害的。向郭注又说，有些人“不能止乎赋性，而求外无已。夫外不成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此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齐物论》“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注）
老庄都反对社会上凡是公认的那种贤人。在先秦道家文献中，“贤人”一词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完整的人（按道家的标准），一个意义是有统统种类知识的人。老庄进犯知识，因之也进犯这后一种贤人。但是由上述可知，向郭没有反对那些是贤人的人。他所反对的是那些诡计仿照贤人的人。柏拉图生来就是柏拉图，庄子生来就是庄子。他们的资质就像龙章风韵一样的天然。他们就像任何一物一样的纯素。他们写《抱负国》、《清闲游》，也若无事然，因为他们写这些东西，不过是顺乎本身的天然。
社会随情势而窜改。情势变了，轨制和品德该当随之而变。如果稳定，“即为民妖”，成为报酬的桎梏。新的轨制和新的品德该当是自生的，这才天然。新与旧相互分歧是因为它们的期间分歧。它们各自合适各自期间的需求，以是相互并无好坏可言。向郭不像老庄那样，反对轨制和品德本身。他们只反对过期的轨制和品德，因为它们对于实际社会已经不天然了。
只要那些仿照的人才有知识。向郭仿佛觉得，仿照是弊端的，他们有三个来由。第一，仿照是无用的。向郭注写道：“当古之事，已灭于古矣，虽或传之，岂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变，故绝学率性，与时窜改而后至焉。”（《天道》“古之人与其不成传也死矣……”注）“学”就是仿照。每件事物都在变。每天都有新题目，新需求，碰到新环境。我们该当有新体例来对于新环境，新题目，新需求。即便是在已知的一刹时，分歧的人，其环境、题目、需求也各不不异。他们的体例也必然不不异。既然如此，仿照有甚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