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都反对社会上凡是公认的那种贤人。在先秦道家文献中，“贤人”一词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完整的人（按道家的标准），一个意义是有统统种类知识的人。老庄进犯知识，因之也进犯这后一种贤人。但是由上述可知，向郭没有反对那些是贤人的人。他所反对的是那些诡计仿照贤人的人。柏拉图生来就是柏拉图，庄子生来就是庄子。他们的资质就像龙章风韵一样的天然。他们就像任何一物一样的纯素。他们写《抱负国》、《清闲游》，也若无事然，因为他们写这些东西，不过是顺乎本身的天然。
以是仿照是无用的，没有成果的，有害的。独一公道的糊口体例是“任我”，这也就是实际“有为”。
“有为”和“有为”
“齐物”
一小我若能超出事物的不同，他就能享用绝对的自在和绝对的幸运，如《庄子·清闲游》中所描述的。这一篇提到大鹏、小鸟、蝉；“小知”的朝生暮死的朝菌，“大知”的万古千秋的大椿；小官的有限才气，列子的乘风而行。向郭注：“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不足矣。故小大虽殊，清闲一也。”（《清闲游》“蜩与学鸠笑之曰……”注）
这个思惟，向郭注阐述得很清楚，很雄辩。它说：“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皆如年知……历举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倾者也。”庄子列举各种分歧的例证以后，归结到独立无待之人，他健忘本身和他的对峙面，也不睬统统不同。万物在其本身的范围内得意其乐，但是独立无待的人无功知名。“是故统小大者，无小无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则虽大鹏之与斥鹦，宰官之与御风，同为累物耳。齐死生者，无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则虽大椿之与蟪蛄，彭祖之与朝菌，均于短折耳。故游于无小无大者，无穷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无极者也。若夫清闲而系于有方，则虽放之使游而有所穷矣，未能无待也。”（《清闲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注）
第三，仿照是有害的。向郭注又说，有些人“不能止乎赋性，而求外无已。夫外不成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此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齐物论》“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注）
向郭以为宇宙处于不竭的窜改当中。他们说：“夫有力之力，莫大于窜改者也。故乃揭六合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停息，忽已涉新，则六合万物无时而不移也。……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复今我也。我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大宗师》“但是半夜有力者负之而走……”注）
社会也是处于不竭的窜改当中。人类的需求都是常常窜改的。在某一期间好的轨制和品德，在另一期间能够不好。向郭注说：“夫先王典礼，以是适时用也。时过而不弃，即为民妖，以是兴矫效之端也。”（《天运》“围于陈蔡之间……”注）
在向郭的体系里，“道”是真正的“无”。在这个别系中，“天”或“六合”（这里译为universe）才是最首要的看法。天是万物的总名，所以是统统存在的全部。从天的观点看万物，使本身与天同一，也就是超出万物及其不同，用新道家的话说，就是“超乎形象”。
知识和仿照
社会随情势而窜改。情势变了，轨制和品德该当随之而变。如果稳定，“即为民妖”，成为报酬的桎梏。新的轨制和新的品德该当是自生的，这才天然。新与旧相互分歧是因为它们的期间分歧。它们各自合适各自期间的需求，以是相互并无好坏可言。向郭不像老庄那样，反对轨制和品德本身。他们只反对过期的轨制和品德，因为它们对于实际社会已经不天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