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涅槃并不是外在于、差异于存亡循环，佛性也不是外在于、差异于征象天下。一旦顿悟，后者立即就是前者。以是道生说：“夫大乘之悟，本不近舍存亡，远更求之也。斯在存亡事中，即用实在为悟矣。”（语出僧肇《维摩经注》卷七）佛家用“到此岸”的比方，表示得涅槃的意义。道生说：“言到此岸：若到此岸，便是未到。未到、非未到，方是真到。此岸存亡，此岸涅槃。”（语出僧肇《维摩经注》卷九）他还说：“若见佛者，未见佛也。不见有佛，乃为见佛耳。”（语出僧肇《维摩经注》）
“禅”或“禅那”是梵文Dhyana的音译，原意是深思、静虑。佛教禅宗的发源，按传统说法，谓佛法有“教外别传”，除佛教典范的教义外，另有“以心传心，不立笔墨”的教义，从释迦牟尼佛直接传下来，传到菩提达摩，传闻已经是第二十八代。达摩于梁武帝时，约520年至526年，到中国，为中国禅宗的初祖。
《肇论》的第一论题为“物不迁论”，此中说：“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求向物于向，于向何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何尝有。……是谓昔物安闲昔，不从今乃至昔；今物安闲今，不从昔乃至今。……果不俱因，因因此果。因因此果，因不昔灭；果不俱因，因不来今。不灭不来，则不迁之致明矣。”（见《大藏经》卷四十五）
道生的实际中，另有“一阐提人（即反对佛教者）皆得成佛”义。这本是统统有情皆有佛性的逻辑结论。但是这与当时所见的《涅槃经》直接抵触，因为道生提出此义，就将他赶出都城南京。多少年后，当大本《涅槃经》译出后，此中有一段证明了道生此义。慧皎（554年卒）在道生的传记中写道：“时人以生推阐提得佛，此语有据；顿悟、不受报等，时亦宪章。”（《高僧传》卷七）
慧皎还奉告我们，道生曾说：“夫象以尽意，对劲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高僧传》卷七）这也就是《庄子》说的：“筌者以是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以是在兔，得兔而忘蹄。”（《庄子·外物》）中国哲学的传统，把用词叫做“言筌”。遵循这个传统，最好的言说是“不落言筌”的言说。
僧维又问：学者若努力于学，但愿借此与“无”同一，他是否会逐步进步呢？如果不逐步进步，他又何必学呢？如果是逐步进步，岂不就是渐悟吗？谢灵运答：努力于学，在压抑心中的污垢方面，会有主动结果。如许的压抑，仿佛是毁灭了污垢，实际上并没有毁灭。只要一旦顿悟，才气“万滞同尽”。
这个说法，能够不是出于僧肇；但是作为比方，厥后佛家常常利用。佛性的实在性本身就是征象天下，正如金器的本身就是金子。征象天下以外别无实在性，正如金器以外别无金子。有些人，因为“无明”，只见征象天下，不见佛性的实在性。另有些人，因为憬悟，见到佛性，但是这个佛性仍然是征象天下。这两种人所见的都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憬悟的人所见的，与无明的人所见的，具有完整分歧的意义。这就是中国梵学常说的：“迷则为凡，悟则为圣。”
我们已经晓得，在吉藏“二谛义”中，到了第三层次，的确无可言说。在第三层次，也就没有落入言筌的伤害。但是道生说到佛性时，他几近落入言筌，因为他把它说成了“心”，他给人一种印象：定义的限定还能够加上于它。在这方面，他是受了《涅槃经》的影响；《涅槃经》很夸大佛性，以是他靠近性宗（“宇宙的心”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