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是心和其他个别事物一样，都是理与气合的表现。心与性的辨别在于：心是详细的，性是笼统的。心能有活动，如思惟和感受，性则不能。但是只要我们心中产生如许的活动，我们便能够推知在我们性中有呼应的理。朱熹说：“论性，要须先识得性是个甚么样物事。程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事理。在人，仁、义、礼、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事理。有如此事理，便做得很多事出来，以是能怜悯、羞恶、推让、是非也。比方论药性，性寒、性热之类，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服了后，却做得冷、做得热的，便是性。”（《朱子语类》卷四）
这个别例的根本在《大学》一书中，新儒家觉得《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第十六章中讲过，《大学》所讲的涵养体例，开端于“致知”和“格物”。照程朱的观点，“格物”的目标，是“致”我们对于永久的理的“知”。
心、性
政治哲学
在朱熹的体系中，性与心分歧。朱子有段语录说：“问：灵处是心抑是性？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朱子语类》卷五）又说：“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耶？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成知觉。比方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很多光焰。”
为甚么这个别例不从“穷理”开端，而从“格物”开端？朱熹说：“《大学》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朱子全书》卷四十六）换言之，理是笼统的，物是详细的。要晓得笼统的理，必须通过详细的物。我们的目标，是要晓得存在于外界和我们赋性中的理。理，我们晓得得越多，则为气禀所蔽的性，我们也就看得越清楚。
究竟上，不但是圣王遵循此道以治国，凡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都在必然程度上遵循此道而行，不过偶然不自发、不完整罢了。朱熹写道：“常窃觉得亘古亘今，只是一理，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固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代之所谓豪杰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绩者也。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唯精独一工夫，以是能执此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厥后所谓豪杰，则何尝有此工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罢了。”（《答陈同甫书》，见《白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所谓“气质之性”，是指在小我气禀中发明的实际禀受之性。一经发明，如柏拉图所说，它就力求符合抱负，但是总不相合，不能达到抱负。但是，固有的遍及情势的理，朱熹则称为“六合之性”，以资辨别。张载早已做出这类辨别，程颐、朱熹持续对峙这类辨别。在他们看来，操纵这类辨别，就完整处理了性善性恶之争的老题目。
如果说，天下上每种事物都有它本身的理，那么，作为一种具有详细存在的构造，国度也必然有国度之理。一个国度，如果遵循国度之理停止统治，它必定安宁而繁华；它若不遵循国度之理，就必定崩溃，堕入混乱。在朱熹看来，国度之理就是先王所讲所行的治道。它并不是某种主观的东西，它永久地在那边，不管有没有人讲它、行它。关于这一点，朱熹与其朋友陈亮（1143―1194）有过狠恶的争辩。陈亮持分歧的观点。朱熹同他辩论时写道：“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何尝一日得行于六合之间也。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答陈同甫书》，见《白文公文集》卷三十六）他还写道：“盖道何尝息，而人自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