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聘请约翰・杜威和柏特兰・罗夙来北京大学和其他处所讲学。他们是到中国来的第一批西方哲学家，中国人从他们的报告中第一次听到西方哲学的可靠申明。但是他们所讲的多数是他们本身的哲学，这就给听众一种印象：传统的哲学体系已经一概烧毁了。因为西方哲学史知识太少，大多数听众都未能了解他们学说的意义。要了解一个哲学，必须起首体味它所同意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不然就不成能了解它。以是这两位哲学家，接管者虽繁，了解者盖寡。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拜候，毕竟使当时的门生多数翻开了新的知识眼界。就这方面说，他们的逗留实在有很大的文明教诲代价。
西方思惟的传入
在本世纪初，关于西方思惟的最大权威是严复（1853―1920）。他暮年被满清当局派到英国粹水兵，在那边也读了一些当时风行的人文学科的书。返国今后，译出了以下著作：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名学》（前半部），甄克斯《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以及耶方斯《名学浅说》（编译）。严复是在中日甲午战役（1894―1895）以后，开端翻译这些著作的。而后他就非常着名，他的译本遍及传播。
严复译的书为甚么流行天下，有三个启事。第一是甲午战役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遭到西方的侵犯，丧权辱国，这些事件震破了中国人信赖本身的陈腐文明的优胜感，使之产生体味西方思惟的欲望。在此之前，中国人胡想，西方人不过在天然科学、机器、枪炮、战舰方面高超一点，拿不出甚么精力的东西来。第二个启事是严复在其译文中写了很多按语，将原文的一些观点与中国哲学的观点做比较，以便读者更好地体味。这类做法，很像“格义”，即类比解释，我们在第二十章讲到过。第三个启事是，在严复的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的当代英文却变成了最高雅的古文，读起来就像是读《墨子》、《荀子》一样。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恭敬好文章，严复当时候的人更有如许的科学，就是任何思惟，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究竟的本身就像中国典范的本身一样的有代价。
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进献，是逻辑阐发体例。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说，佛家和道家都用负的体例。逻辑阐发体例正和这类负的体例相反，以是能够叫做正的体例。负的体例，试图消弭辨别，奉告我们它的工具不是甚么；正的体例，则试图做出辨别，奉告我们它的工具是甚么。对于中国人来讲，传入佛家的负的体例，并无关紧急，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体例，当然佛家的负的体例确切加强了它。但是，正的体例的传入，就真恰是极其首要的大事了。它赐与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惟体例，使其全部思惟为之一变。但是鄙人一章我们就会看到，它没有代替负的体例，只是弥补了负的体例。
北京大学当时是中国独一的国立大学，打算设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印度哲学门。门，相称于厥后的系。但是当时实际设立的，只要一个哲学门，即中国哲学门。在1915年宣布建立西洋哲学门，聘了一名传授，是在德国粹哲学的，当然能够教这方面的课程。我因而在这一年到北京，考进了这个门，但是使我懊丧的是，这位传授方才要教我们却归天了。是以我只要进中国哲学门学习。
与严复同时有别的一名学者，在哲学方面了解比较透辟，观点比较深切，但是他放弃哲学研讨以后，才闻名于世。他就是王国维（1877―1927）。他是当代最大的汗青学家、考古学家和著作家之一。他在三十岁之前，已经研讨了叔本华和康德，在这方面与严复分歧，严复研讨的几近只是英国思惟家。但是到了三十岁，王国维放弃了哲学研讨，其启事具见于他的《自序》。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多数敬爱者不成信，可托者不成爱。余知真谛，而余又爱其错误巨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托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欢愉论与美学上之经历论。知其可托而不能爱，觉其敬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沉闷，而克日之癖好以是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此中求直接之安慰者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他还说，如此宾塞在英国、冯特在德国，这些人都不过是二流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都不过是调和科学或调和前人体系的产品。当时他所晓得的其他哲学家都不过是哲学史家。他说，他若持续研讨下去，能够成为一个很胜利的哲学史家。他说：“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启事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